1986年3月27日，宁卫民和“阿利多”正式签订了音乐制作合同。
3月28日，宁卫民带着崔建和张嫱来到东京神田的宫地乐器录音棚，与日方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见面。
坛宫的保安干事边罡也被宁卫民临时抽调过来，为双方沟通充当翻译。
结果当天进棚小试了一曲，他们双方就立即被对方展示出的实力给震撼到了。
才仅仅一个钟头过去，录音棚里的每个人就几乎兴奋得要疯了。
不为别的，首先，像华夏这样的泱泱大国也不过才出了一个张嫱。
她的音色在日本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小嗓儿一亮，立刻圈粉无数。
一曲翻唱于M《Brother Louie》的《路灯下的小姑娘》唱罢，连调音台前的混音师和录音师都扭起来了，直叫“幼西”，险些变身成打碟DJ。
这要在国内绝对该有人吹匪哨儿了。
而小崔的原创摇滚，更是日本这块从骨子里仰慕西方，贫瘠又狭小的土地上难以滋生的惊鸿之作。
当一曲《不是我不明白》的架子鼓前奏响起，动感十足的节奏以比张嫱还快的速度，突破了语言的障碍。
不但乐队的成员全嗨了，更是完全刷新了日本音乐人对华夏流行乐的观感，获得了现场所有日本人的认同和欣赏。
本来还有点不情愿的边罡也隔着玻璃比划大拇指，完全一副小迷弟的做派。
当然，反过来对于张嫱和崔建来说，日本成熟的音乐工业模式和技术水平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要知道，这崔建的一曲《不是我不明白》还是国内第一张用电音贝司、吉他、架子鼓等插电乐器录制的歌曲。
这三到四种乐器和人声同时参与录音，发出的声音都不相同，又靠得很近，需要非常复杂的技术和高端设备。
要是在国内录音的话，基本等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难点在于国内目前的技术水平，根本搞不懂麦克风如何摆放到正确位置。
也不会使用技术手段把乐器里的其他声音过滤掉。
最后只能分声部一遍一遍地录音，再合成。
这首歌曲，崔建不久前也曾经在国内的录音棚尝试过一次。
当时就因为对效果不满，他最后和录音师起了争执，甚至被人家赶了出去。
没办法，国内目前灌录水平就是这样的，实在是不够看的。
比如制作通俗歌曲和电子音乐，国内较多使用Midi合成器来进行编曲。
然后让歌手在编曲的背景音乐下演唱，仅仅两条音轨就可以完成录制。
像国家歌舞团和东方歌舞团，以民乐的基础着力发展出的一批通俗歌手，他们的音乐专辑都是这种灌录水平。
可日本这边的就要先进太多了，别说24音轨了，就是48音轨人家也有。
不得不承认，虽然在艺术表达上，小鬼子只有模彷，从未超越。
但人家先进的录音设备和音乐制作技术水平却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基本是和西方一个水平线的。
毫不夸张的说，恐怕这边随便一个从业人员拉到国内去，就是大师级别的。
所以当录音棚为两个人试录第一首歌曲完成后试播，无论张嫱和崔建摘下耳机一听，也都听迷了。
因为录音成果实在是太出色了。
各种音色层次分明，比真正的现场演奏更具有立体感。
音色清澈，还原度太高了，几乎能直达灵魂。
连他们声音里微小的瑕疵都一览无遗。
这促使他们肾上腺素前所未有的疯狂风靡，俩人立刻争先恐后的重新投入录制。
所以当这一天的磨合结束后，虽然才为张嫱成功录了一首歌儿，崔建因为反复较真只录了半首。
但他们还是无比振奋和满足。
如果描述一下，就俩字——过瘾！
以至于张嫱和崔建一再由衷感谢工作人员和乐队的付出。
反过来日本的工作人员，也无不为他们的音乐而感动，意犹未尽地集体鼓起掌来。
音乐无国界在某种情况下，确实是成立的。
证据就是“阿利多”的代表在工作结束后，还死皮赖脸拉着宁卫民和张嫱、崔建找地方喝了几杯。
这家伙有点自作聪明，想问问他们有没有可能在日本的音乐届发展。
但对于这件事，宁卫民就只有敬谢不敏，代表张嫱和崔建直接拒绝了。
没办法，小池塘里养不活大鲤鱼。
他手里的张嫱和崔建可是国内音乐界的头牌。
他们两张专辑放在国内销售，就是上千万的利润。
怎么可能会傻到放弃大陆广阔的音乐市场，带他们扎在日本挣那仨瓜俩枣的小钱？
那不成傻子啦。
实际上，当宁卫民把日方的意思转述给张嫱和崔建的时候。
他们俩人也只是笑，高兴是高兴，可没人真的动心。
或许他们不懂得市场前景的问题，但他们对于宁卫民的信任和感激，同样是不可动摇的。
不过话说回来，就凭日本人这样热切的反应，和今天亲临现场的感受。
宁卫民已经差不多可以预计到张嫱和崔建两人的新专辑即将获得的巨大成功了。
毫无悬念，他们的音乐专辑由日本录音师来把关，回国后肯定是秒杀一切的存在，必定再度引领国内流行音乐的风潮。
唯一不确定的，只是最终的销售数字会有多么惊人，能否打破原有历史纪录而已。
3月30日，曲笑母女也终于由京城到达东京。
已经在东京为她们准备好了一切的宁卫民，则带上了为她们聘请的医学翻译，一起跑到成田机场去接机。
随后暂时就安排母女俩住进了坛宫饭庄的职工宿舍。
宁卫民考虑得很周到，一是可以替这对母女省点费用，二来这里的人手多，不要太方便。
随便一个厨师伸把手，就能为曲笑母亲提供好吃又有营养的病号饭。
也能尽量滋养滋养，为即将到来的手术做好准备。
这还不算，甚至为了替她们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宁卫民还以“易拉得”公司的名义和曲笑签订了易拉得拉杆箱的平面广告合同。
他打算就趁着曲笑母亲术后恢复的时间，在东京找个广告公司把这件事完成。
酬劳的数额根本没填，宁卫民的意思也很简单，就是以曲笑母亲的治疗费为准，实报实销。
不用说，对宁卫民所做的一切，曲笑母女毫无异议，只有感激涕零。
接下来的事情确实很顺利，4月2日经过初诊，曲笑母亲拿到了介绍信。
然后去日本东京明治医学院填写完问情单，顺利被这所癌症专科医院接纳收治，成为了这里的正式病人。
三天后，通过全面检查和医生会诊做出讨论，也得到了较好的答复。
主治医生告诉曲笑说，大概有六成的把握能够通过手术挽救她母亲的生命。
这已经比国内的诊断回复，要好上许多了。
就这样，曲笑这边签好字，又给国内打了长途电话，告知了父亲，就静静等候着母亲手术日期的临近。
至于曲笑这次再度和宁卫民在东京见面，尴尬是有一些的，不可能完全当没事发生。
但或许正因为宁卫民为曲笑做得事情已经太多了，也或许是曲笑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母亲的身上。
曲笑重新定义了自己的位置，开始像个乖巧的妹妹一样的对待宁卫民了。
一切都已经尽在不言中了。
两个人有缘无分，他们曾经朦胧的情感美得如同东京正在盛开的樱花。
是那样的鲜活，令人心动，又是那样的梦幻和短暂。
甚至于他们双方都没来得及把这段情感公开挑明，互诉衷肠，就无疾而终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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